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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中医临床路径迫在眉睫

　　6月30日，卫生部正式发布急性单纯性阑尾炎、结节性甲状腺肿、乳腺癌等8个病种的临床路径，并将在年内完成医改十项重点工作中提出的“拟定100种常见疾病临床路径”的任务目标。这预示着临床路径将成为未来若干年，我国公立医疗机构规范化管理的重要手段，成为医疗补偿、医保支付和基本药物目录的重要依据。
　　然而，目前卫生部所发布的临床路径中，并未包含中医药内容。笔者认为，中医药医疗和管理机构应加强深入开展相关研究和制定工作，尽早介入寻求应对策略和方式，以融入未来医疗卫生改革发展的大局，以避免也许将面临的被搁置在国家基本医疗服务、基本医疗保障和基本药物之外的尴尬。
　　中医临床路径的研究总体看尚处于起步阶段。粗略统计，2001年至今国内公开发表的1120多篇临床路径相关论文中，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不足20篇。2007年国家中医药行业科研专项中，专门设立了“基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等7个病种中医最佳诊疗方案的临床路径共性技术研究”，由广东省中医院牵头实施，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临床路径”是指针对某一疾病建立一套标准化治疗模式与治疗程序，包括计划提供的治疗项目、相应的治疗结果，以及完成这些工作的进度表。该概念于1996年传入我国，近年来在控制医疗费用、规范诊疗行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方面的作用得到公认，特别是今年，逐步上升为一种现实的行业管理规范。
　　中医临床路径的研究制定已迫在眉睫，应高度重视并在更大范围、更深入地开展相关研究和实践工作。在推进中医临床路径研究制定工作中，应考虑如下几个基本原则。
　　一要在保证中医药疗效和辨证论治优势的前提下，进行规范流程和分类，体现中医药的诊疗特点；二要全面吸纳目前最新的临床研究成果和文献证据，不能局限于个别专家的经验，体现循证医学原则；三要立足实际应用，吸纳西医临床路径成果，兼顾所在机构、群体的条件；四要明确临床路径的基本框架，保证制定过程的科学有序；五要从治疗方案相对明确、诊疗费用相对稳定、疾病诊疗过程中变异相对较少的常见病、多发病切入；六要先试用后推广，从条件成熟的医疗机构开始，自下而上地建立行业临床路径。
银杏叶制剂市场硝烟再起 康恩贝率先提高标准与国际接轨
　　继成功运作前列康之后，浙江康恩贝股份有限公司又开始了新一轮“老药新做”的市场策划。这次康恩贝选择的是其心脑血管线的拳头产品天保宁银杏叶片/胶囊。
　　6月21日，康恩贝召开了“金天保宁上市会暨EGB在PAF相关性疾病中的应用进展”学术研讨会。这意味着银杏叶口服制剂市场大战拉开序幕。
　　曾经辉煌?也曾迷茫
　　银杏在我国被誉为“活化石”。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新化学实体新药研发困难的加大和现代生物技术的兴起，全球掀起了植物药研发热潮，银杏叶提取物制剂的出现则成为现代植物药的标志。
　　银杏叶提取物制剂是目前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较为有效且常见的植物药。德国和法国是世界上最早从事该产品开发的国家，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首先开发了治疗心血管疾病的银杏叶片。在我国，最早开发银杏叶产品的就是浙江康恩贝。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康恩贝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联合开发银杏叶产品。1993年，国内第一个研制成功的银杏叶制剂天保宁成功地被康恩贝推向市场。
　　资料显示，世界市场上银杏叶制品的年销售额达50亿美元，已成为植物药的全球冠军品种；我国银杏叶制剂年销售额从2000年的6亿元发展到2004年的17亿元；2007年，国内医院银杏叶制剂用量已达9100多万瓶（盒），同比上一年增长了44%。银杏叶制剂已成为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领先品种。
　　作为国内第一个银杏叶制剂产品，天保宁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国内领先地位。由于学术推广较为有力，1997年该产品销售额超过1亿元；在1993～2000年间，天保宁成为国内银杏叶制剂的领导品牌。可惜的是，由于剂型单一，缺少高端品种，其市场占有率有逐年下降的趋势。“由于没有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加上中药保护期也已经过了，目前银杏叶制剂市场处于群雄相争的‘战国时代’。”康恩贝董事长胡季强说。
　　此外，国内医院银杏叶注射剂总体用药规模占据了银杏叶提取物制剂的绝对份额（2007年该比例达到了8***8%）。但是由于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遭到质疑，可以推断，银杏叶口服制剂将迎来机会。
　　提高标准 收复失地
　　那么康恩贝如何“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呢？
　　“药品的核心竞争力是有效，能够快速治疗疾病。康恩贝将从提高产品标准、提升产品质量上入手，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品牌。”胡季强说。
　　众所周知，2005年《中国药典》中规定，银杏叶制剂中银杏总黄酮不得少于24.0%，银杏内酯总量不得少于6.0%。然而，该标准目前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对高端银杏叶产品品质的需求。因此，美国于2008年大幅度提升了银杏叶标准，2008版《美国药典》（USP31-NF?26增补1）中规定，银杏叶制剂中银杏总黄酮的含量在22.0%~27.0%之间，银杏内酯总量则要达到5.4%~12.0%。
　　为了不断提高产品的疗效和安全性，康恩贝将天保宁质量标准瞄准了2008版《美国药典》，新标准银杏叶提取物中银杏内酯含量上限提高到12%，具有最强抗血小板聚集的成分银杏内酯B含量的下限设定在1.2%，将银杏总黄酮含量标准控制在24%~26%之间，并将银杏酸含量限定在1PPM以内，创造了银杏叶提取物第7代标准-EGB1212标准，该标准结合了美国药典、欧洲药典、中国药典关于银杏叶提取物标准之所长，成为目前银杏叶提取物的最高标准。为了进行市场区隔，康恩贝将提高了标准的天保宁称为“金”天保宁。
　　应当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及人们对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意识的增强，我国银杏叶制剂市场潜力巨大，尤其是在OTC市场，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与美国银杏叶制剂可用于食品添加剂的情况不同，我国的银杏叶制剂作为心血管疾病治疗药物只能申报处方药。
　　但是胡季强对市场非常有信心：“银杏叶制剂应该成为40多岁中年人常用的血管保持剂。目前尽管我国银杏叶制剂只能申报处方药，但很多保健食品也在使用银杏叶提取物。我们希望将‘天保宁’打造成为一个品牌，让消费者在自我药疗时主动选择，并以此带动系列产品的销售。”
　　“银杏叶制剂的市场销售不成问题，关键是市场营销要与消费者的需要和认同结合起来。一旦做到这一点，天保宁有可能被打造成一个类似健胃消食片那样的产品。”胡季强说。

我国中药界对专利保护认识亟待提高

　　（摘自健康报2009年7月16日讯）7月15日，北京中医药大学科研处处长刘铜华教授在2009北京创新药物研发策略暨新药项目发布会上指出，我国中药界对专利保护的认识亟待提高。国内中药界在国内外专利申请量的下降使得中药的国际国内市场无法获得保护，这表明我国的中药专利保护尚处在十分落后的阶段。
　　刘铜华说，近年来，我国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长足进展，但问题也不容忽视。相当多的部门和个人不重视申请专利，不重视用专利法保护发明创造成果，从而丧失市场；部分申请的技术含金量偏低，甚至不具备创造性；相当多的中药专利申请缺少对专利基本知识的了解，缺乏专利申请技巧；在开展国际技术交流或技术合作中，不够重视保护我国研制者的专利所有者权益，甚至出现成果外流现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于1994年正式成为国际专利合作条约（PCT）成员国，所申请专利仅需在一国申请成功即在每个成员国都有效，但国内中药界很少采用这一途径占领国际市场。据不完全统计，1994年～1999年，中药的中国专利申请有6824件，中药PCT专利申请总共24件，仅占总数的0.35%。
　　刘铜华说，尽管我国在中药行业占有极大的优势，但由于中药迟迟不能以药品的身份打入国际药品市场，使得中药界一般都放弃了国外市场。而在国内市场，由于有新药保护和中药品种保护，企业的技术竞争程度还不激烈，所以大家对专利保护的要求尚不强烈，只是采取观望态度。
　　刘铜华提出，加强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应当以专利保护为主导，捍卫医药核心技术；以商标保护为形象，树立中药的国际品牌；以商业秘密保护为点缀，保护医药特殊技巧；以行政保护为补充，确保国内品牌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以版权保护为根本，保护中医药的传统思想和文化。

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博士论文被指造假

核心提示：赖文和吴丽丽两位女教师的举报，已经持续了近两年。她们是广东省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骨干教师，而她们的举报对象，则是顶头上司-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

这位刚退休的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教授、博导说，我站出来说话只是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看到学术不端的行为不能不说，尤其是在大家都不说的时候。大学没有廉耻，社会就更有问题。（南都周刊广州报道）

6月15日，赖文和吴丽丽还在等待着上级部门的处理结果。

两位女教师的举报，已经持续了近两年。她们是广东省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骨干教师，而她们的举报对象，则是顶头上司-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

“这还不算是抄袭吗？”58岁的赖文说。

这位今年刚退休的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教授、博士生导师，在随身携带的包里，放着两份装订整齐的博士学位论文复印件。

一篇是提交于2004年、署名“敖海清”的《逍遥散抗心理应激损伤学习记忆神经机制的初步研究》（以下简称“敖文”），另一篇是提交于2005年、署名徐志伟的《逍遥散抗心理应激损伤学习记忆的有关神经生物学机制研究》（以下简称“徐文”）。在“敖文”封面上，“指导教师姓名”一栏写着“徐志伟教授”。

在向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学位办质量监督处、广东省纪委、广东省教育纪工委递交的举报信上，赖文写道：徐志伟的博士论文在没有标明引录的情况下，大段大段地甚至一连数页地与2004届中医基础理论博士毕业生敖海清的博士学位论文雷同，涉嫌严重抄袭。徐志伟学位论文全文约51000字，与敖文粘贴式雷同的字数约22300字，全文雷同字数比例近44%。

而身为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副教授的吴丽丽，曾是徐志伟所领导的课题组成员。36岁的她，在2009年4月，对记者说：“徐志伟的论文就是我代写的，而且抄的还是他学生的论文。”

两位举报人，希望学校或上级部门能召开一个公开的听证会，但直到今天，她们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2009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面向媒体的一席话，撕开了这场举报的一角。

同时身为教育部社科委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葛剑雄说：“南方某高校一名校长，抄袭自己指导的博士生。他的博士生先通过这个论文拿到博士学位，后来这个校长又通过这个论文拿到博士学位……如果一所大学的校长自己就在干这样的事，那这个学校的学风能端正吗？”（引自2009年3月5日《广州日报》报道）

这段没有点名的批评，一度引起关注，《新京报》3月8日发表评论，题目就是《葛剑雄所说抄袭学生论文的校长是谁》，但很快，这些被两会期间各种新闻和言论所淹没。

2009年3月25日，葛剑雄通过邮件向《南都周刊》记者证实，他所指的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今年两会期间，他已将此事告知了教育部领导。

两篇重合度高的论文

翻开两篇博士学位论文，记者看到，相同的部分都被做了标记，有的页面已经被荧光笔涂满。

“划出来的，只是通过文字可以判断的雷同，其中相当多的部分就是复制粘贴式的抄袭，连错别字都一样。”赖文说。

“徐文”中文摘要共约6100字，约2650字与敖文雷同，英文摘要约1380个单词，近半数连贯单词雷同。甚至在“徐文“的英文摘要中，还有5处在前面的中文摘要中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内容—而这些文字在“敖文”中文摘要中反而可以找到。

引言部分，“徐文”约有70%以上与“敖文”完全相同。

整页的雷同出现在正文第一部分。“徐文”这部分共约22600字，约13300字与敖文雷同。“徐文”第2页大部分，第3、4、5、6页的几乎全部文字，都与“敖文”复制粘贴式地相同。其中一些文字、标点，甚至排版错误，在两篇论文的雷同文字中都同时出现，比如把“对人的心理”写成“对的人心理”，“大椎穴”写成“大推穴”。相应地，参考文献标注也有将近一半内容和顺序上的雷同。

正文第二部分的重要问题出在实验数据上。“徐文”28页表1 各组大鼠造模后体重数值（以克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与“敖文”26页表1中各组大鼠造模后体重数值和排列顺序完全一样，但各组大鼠造模前的体重数值却并不相同。也就是说，两个试验中分别被分成5组的各50只大鼠，经过造模后体重变成每组一一对应式的完全相同，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正文“第四部分”的“研究展望”中，“徐文”只比“敖文”少了一句。

两份论文的雷同程度令人吃惊，如果它们的真实性得到确认，对文章内容雷同的认定，就如葛剑雄所说，“中学生都看得出”。

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网站的公开简历中，徐志伟1997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2001年成为正教授，2005年拿到“中医内科学”博士学位。敖海清于2001年至2004年期间，在广州中医药大学攻读“中医基础理论”的博士学位，徐志伟是他的博士生导师。

和“教授”、“副教授”不同，“硕导”、“博导”只是职务而非职称，没有博士学位的人做博导，在中国的大学里并不罕见。由于我国博士生培养机制于上世纪80年代初才建立，最初培养博士生时，难以要求所有的博士生导师也都是博士毕业，根据各校情况，是否有博士学位并不一定是成为博士生导师的必要条件。这一现象也延续到了今天，有时甚至会出现博士生和自己的导师同在一间教室听课的景象。

按照教育部的相关规定，每年的博士论文须交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国家图书馆向记者提供了徐志伟博士论文的复印件，标题正是《逍遥散抗心理应激损伤学习记忆的有关神经生物学机制研究》，经比对，里面的内容与赖文提供的“徐文”一致。敖海清的论文被申请了保密，不能借阅，只能查到馆藏版本的题目，与两位举报人手中的“敖文”一致。

2009年4月，记者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一间教研室的文件柜中，看到了敖海清论文的纸质印刷版本，并在该教研室公共电脑上署名敖海清的文件夹里，找到了其博士论文的电子版和演示文稿。经过核对，论文的标题、内容均与赖文、吴丽丽手持的敖海清论文相同。

徐志伟与敖海清二人的博士论文确属雷同，并且敖文的发表时间早于徐文。

“我很不情愿，但也很清楚拒绝的后果。逼得没办法了，就想胡乱应付一下算了，所以才有那么明显的抄袭，还是抄他学生的，我以为他作为导师至少该有些印象。如果看出来，就很有可能让别人去做，尽管他可能会对我有些看法，但写论文这件事就和我没关系了。”

偶然的发现

“网上有人说我根本看不懂中医论文，我一笑置之。我能成功申报教育部博士点的自然科学类课题，做的就是中医理论的历史研究，标书都是自己写的。”几个月前刚退休的赖文，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但说起话来干脆利落。

1973年，她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广州中医药大学教中医古文，之后自学中西医理论，1983年通过中医学科考试成为该校医古文专业第一批研究生。毕业后，她留校继续任教。

“2007年硕博导遴选事件以前，我是个不爱管事的人。”这次遴选，成了赖文的人生转折点。

2007年5月，广州中医药大学进行了4年一次的对新一批硕导和博导的遴选工作。“一位科研合作者及另外几名申请人，在论文、课题和成果水平三项可以量化的指标都符合条件且没有政治思想道德过错的情况下没有进入候选人名单。一些明显不符合要求甚至弄虚作假的人却被学院报上去了”，赖文说，“分委会委员名单是院长一个人拟订的，7名评委中，有4名同时是申报者，这显然是从组织上操控分委会的结果”。当时，教师们对此事的议论不少，但只有赖文和另一位博导老教授向学校领导投诉。

经过数次电话沟通，记者终于见到了那位老教授，这位已退休的六旬老人黯然地说：“我承认自己失败了”，“她（赖文）有古代知识分子的风骨，而且很相信组织。”

“这一遴选结果，对于目前已有良好研究基础和可预见前景、正处于科研深入发展和跃升阶段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及其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摧残和影响是长远而严重的。”赖文在给学校领导的投诉信上这样写道。从今年3月至今的数次接触中，她时常对记者念起这句话。

广州中医药大学在2007年6月18日特别为此事召开了通报会，赖文和那位老教授在会上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质疑。会议快结束时，院长陈群与他们争执起来。陈群是徐志伟的妻子，于2001年开始任基础医学院院长，其时徐志伟是副校长；2005年徐志伟成为正校长，陈群在任期满后被再次任命。

赖文对学校在此事上的处理结果并不满意。就在赖文向学校领导反映硕博导遴选工作中的非正常操作时，一位教授私下建议她，把徐志伟的博士论文与他学生敖海清的博士论文对比看看。

“我看后发现竟然有这么多相同的地方，震惊之下，就开始找相关学科的老师了解情况。”吴丽丽便是其中之一。

中医药发展关键靠自己

　　《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对新医改中有关中医药内容的强化、细化和深化。政策的扶持对于中医药界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对长期以来身处争议和发展困境的中医药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在笔者看来，目前中医药发展需要政策的“扶”，但从长远角度来说，“扶”只是暂时的，是为了中医药将来更好的发展。中医药要发展，更需自己的路自己“走”。

　　目前对于中医药的确存在着诸多争议，指责的人认为中医药的问题主要在于中医药自身，而中医药界人士则把中医药发展陷入困境的原因归咎于目前的政策导致了对中医药发展不利的环境。其实二者都没有错，只不过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而已，不管怎样，对于中医药的积极作用都是肯定的。在笔者看来，《意见》也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来探索和寻求解决中医药发展之道。

　　一是中医药自身要发展。我们知道，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往往内因起决定作用，对于中医药的发展同样如此，中医药要发展关键是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因此，在《意见》中，不论是“推进中医药继承与创新”，还是“提升中药产业发展水平”，亦或是“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这些都是要求解决中医药自身所面临的问题。中医药自身问题不解决，就难以实现“发展中医医疗和预防保健服务”方面的特色优势，对于“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更是困难重重。《意见》的主要篇幅都放在这些方面，足以说明对中医药发展需对自身存在问题加以重视，并寄希望于能够早日得到解决。

　　二是为中医药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意见》提出“加强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加大对中医药事业投入”、“加强中医药法制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和“开展中医药科学文化普及教育，加强宣传教育基地建设”，这都为中医药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社会氛围，从而创造中医药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解除中医药发展的后顾之忧。而中医药文化的普及将会为中医药建立良好的社会舆论与奠定群众基础。

　　中医药政策的扶持，为中医药目前的发展创造条件上的便利，为将来发展指明方向，而中医药今后发展究竟状况如何？究竟能够走多远？这不是看政策能“扶”它走多远，而是看中医药能否发挥出自身的潜能，展现出自身的实力。因此，目前中医药需要做的就是利用对自身有利的政策壮大自己。

中药调剂:如何告别“抓”药历史

　　编者按：中药现代化几十年了，中药在剂型、炮制、煎药等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唯独中药调剂仍然墨守千年陈规。目前，无论是在医院，还是在药店，中药调剂员们仍然以戥秤称量饮片、手“抓”分剂，调剂着中药处方。这种靠人工操作、靠经验、靠估算的方法配出的中药，往往不精确。戥秤调剂面临精密调剂效率低与要效率就出现乱抓乱放误差范围过大的两难选择。以戥作为中药的称量工具落后于时代，中药调剂已成为制约中医药发展的瓶颈之一。

　　“中药现代化30年了，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各行各业都已今非昔比，唯独中药调剂现代化基本还是空白！”日前一位中药大师对记者发出这样的感慨。

　　可对专家这一观点提供佐证的事实是：目前，从全国三甲中医院到综合医院，从遍布全国城乡的中医院到社会上的中药店，中药调剂员们仍然墨守千年陈规，以戥秤称量饮片、手“抓”分剂，调剂着中药处方。随便在网上搜索一下，近年来不时有消费者投诉，药房抓来的药“缺斤短两”，每服中药比药方注明的分量少了几十克，有的甚至少了一多半！而且这种现象竟相当普遍。

　　中药调剂-保证中医疗效的重要一环

　　中医临床疗效与中医处方化裁、中药材、中药饮片、中药调剂、煎药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中，中药调剂质量是这一链条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关键环节。

　　对中药饮片用量颇有研究的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周超凡指出，自古就有“中医不传之秘在于量”之说。《伤寒论》的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厚朴大黄汤，同由大黄、枳实、厚朴组成，只因用量比例存在差异，其主治就有攻下、除满、开胸泄饮的不同；金银花、连翘少量疏风解表，大量解热解毒；柴胡小量升阳举陷，中量疏肝解郁，大量和解退热；中药的毒性反应多与剂量有关。由此可见饮片用量在中医疗效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另有研究报告指出，近年来由于中草药肾损害的提出，有关中药毒副作用的报道不断增多，其中相当一部分与用量密切相关。专家指出，最理想的剂量应该有最好、最大的疗效，最小的不良反应。

　　而调剂误差，可让中医专家根据患者的病情轻重、年龄体质、病程长短、季节不同、有无并发症等，经过缜密思考、甚至博采古代名家、精心布阵的“君臣佐使”之方，变得“君不君、臣不臣、佐难佐、使难使”，使不知多少中医、名老中医统统成为戥秤之下的“屈死鬼”。所以说，精密调剂，治病救人；乱抓乱放，轻则无效，重则产生药物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病人生命。

　　饮片调剂问题多

　　山东叶女士反映，她拿着一位老中医开的药方在一家药房抓了5服中药，随后去附近菜市场买菜时随手将中药放在超市的电子秤上称了一下，这一称把她吓了一跳，5服药总共少了90克。“按药方上每味药的剂量加起来，1服药的重量应是303克，5服药一共是1515克，而实际上却只有1425克。”叶女士马上返回药店，结果店员给其中3味药增加了重量。虽然药的总重量够了，但每服药中缺少的到底是不是所加的3味药却不得而知。叶女士说，真不敢服用这“缺斤短两”的中药。

　　国医大师李振华说，医师处方每味药的定量是有关键作用的，只能准确，不能随意改变。否则不仅影响疗效，甚则耽误病情，出现不良反应，以至误人生命。当前，市场中药店、医院中药房，都存在中药调剂极不规范的现象。现在中药房仍在使用千年多来的戥秤，调剂员多是未经正式培训的青年，为了简便和节省时间，常常5剂、10剂药一次将每味药大戥称出，用手酌量抓配，如“天女散花”很快配完，结果同一处方，药包甚至大小就不一样，更谈不上每味药计量相同。上海中医药大学施杞教授戏称这是“拿糊涂药，喝迷魂汤”。

　　衡水中药饮片计量科学研究所曾做过一项调查，经对衡水市所属10个县、区、（市）的11家药店进行抽样，47个方剂样本，总量误差在5%以内的仅有19个，占40.42%；单味饮片658个样本中，重量误差在5%以内的仅为187个，占28.41%。

　　饮片调剂允许有±5%的误差，这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规定的中药饮片调剂误差允值。“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调剂误差一般会达到10%，甚至高于10%。这种情况不是一年两年了。”北京中医院郭桂明主任说。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院长陈珞珈指出，“当前，调剂误差过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中药调剂总剂量和分剂量误差是中药调剂中一个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戥秤是人工操作的,由于用戥人的习惯不同,称量时秤杆的偏高、偏低,戥星的星里、星外均会对所称重量产生误差。同时,戥秤自身误差也较大。”

　　据了解，戥秤调剂程序烦琐。传统戥秤调剂制度要求严格的退位计量，可以一次称足总量，按照每服药单味饮片计量倒出，依次看秤星，根据饮片多少，多的拿回，少的添上，然后再看秤星，进行下一个程序。有几味药就有几个这样的程序。需要重复运作，才能实现准确的调剂计量。北京中医医院中药房每天用掉3.8吨饮片，折合18000剂中药，都是这样称出来的。

　　随着中医医疗需求的增长，调剂的工作量相当巨大，劳动强度极大。为了应付超负荷的处方量，一些调剂员只能“以手代秤”、“天女散花”，称量不准，分包不匀，药味剂量差异超过规定标准情况严重存在。

　　现在北京市规定调剂员每人每天要完成150剂。有的医院甚至要完成300剂。专家感叹，这么大的工作量，“要做到很准确是不可能的”。

　　专家认为，中药方剂存在药味多剂量复杂的特点，戥秤调剂面临精密调剂效率低与要效率就出现乱抓乱放误差范围过大的两难选择，丧失了中医药发展需要的发展空间。同时，乱抓乱放的调剂现状，也造成了患者对传统中医药丧失信心，无法保证患者起码的合法权益和基本知情权。中药饮片调剂已成为一个制约中医药发展的瓶颈环节。

　　创新现代调剂器具

　　对于中药饮片调剂出现的问题，有一种看法是法规建设滞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这方面的法律规定。持此观点者认为，目前于饮片调剂有关的《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也好，《中医医院管理评价指南（2008版）》也罢，都只是部门的规定；并且，这一规定对于社会医药零售商业则鞭长莫及，不能覆盖整个社会的饮片调剂行为。标准缺失是存在问题的核心。由于标准缺失，对于在饮片消费领域维护群众利益；医药卫生、技术监督、工商管理等部门行政执法行为，司法部门审理医疗卫生领域的民事刑事案件，都缺乏明晰的法律依据。

　　来自一线的药房管理者和药剂人员则更盼望有一种科技含量高、适用于饮片调配的新的计量器具出现，替代目前的戥秤，用技术的创新推动调剂计量手段的改革。

　　我国古代非常重视饮片调剂的器具配制，高于一般商品的配制要求。隋唐时，“调钟律（音乐器具），测晷景（日晷，古代记时器具），合汤药（饮片调剂），及冠冕（皇室服饰、头饰、器皿）之制”，被视为同等重要。一千多年前在宋代发明的戥秤，能够存在千年有它的优势，灵活、便利、精密。

　　出身中医世家的周超凡回忆，“上世纪50年代，我父亲一天看十几个病人，抓二十几服药。那时候力求做到剂量准确。”但是，现代社会随着医疗规模、用药数量、就诊人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调剂方法逐步显现称量不准、分剂不匀、效率低、复合难等弊端。 

　　饮片调剂应该与时俱进。当前，社会零售商业已经全面进入了电子秤时代，现代误差控制技术远非戥秤可比。饮片调剂已成为经济领域中适用标准最落后的行业，饮片调剂器具难以适应精密调剂，已不适应中医药发展的需要。采用现代科技技术开发新的器具用于饮片调剂势在必行。

　　日前，中国中药协会饮片专业委员会组织业内专家进行研讨。专家认为，新的调剂器具应继承和尊重传统中医药特色，不改变饮片药品柜台模式和手动调剂模式，根据药师的实际工作环境而设计，应在保证将调剂误差降到最低的前提下，可同时进行多剂量饮片的调配，达到器具操作简便易行，大大降低调剂员的劳动强度，简化操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保证调剂质量，便于消费者和主管部门的有效监督，一定可以真正实现饮片调剂器具的千年技术跃进，彻底结束中药饮片“抓”药的历史。

让中医药成为国家优势

　　《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日前发布。中医药从前两年尚被一些人质疑甚至要求“取消”，到如今被置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重要地位，其深长意味促使国人认真审视中医药的宝贵现代价值。

　　新医改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方针、“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意见》则以其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措施，描绘出清晰的实现路径和未来图景，凸显了中医药在医改中的关键性作用。

　　医改是世界性的难题，也是我国在相当长时期里的一件大事。在当前健康观念和医学模式转变的背景下，中医药凭借其简、便、廉、验、安全、治未病等特色优势，与西医药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成为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体制的明显标志和显著优势，开辟了一条供得起、重预防、可持续的道路。

　　中医药的价值不仅仅限于卫生领域，其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中的价值也日益为人们所认同。中央政府重视并决心在经济社会发展大格局中发挥中医药更大的作用，《意见》提出“提升中药产业发展水平”，从中药材种植到现代中药工业，这将有助于培养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提出“加快民族医药发展”，有助于促进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有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提出“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有助于打造国际交流中的“国家品牌”……

　　中医药历经百年坎坷，从屡受质疑或否定，到今天国务院发文明确扶持和促进发展，其价值从卫生扩展至文化、产业、科技创新、民族和谐、对外交流等多领域，意味着在国家发展战略格局中形成了一条中医药的“价值链”。此后，如能对“价值链”上的每一节点好好发掘，未来中医药必将成为中国的国家优势。

　　《意见》强调“扶持和促进”，也说明中医药事业发展还面临不少问题和困难，如中医药特色优势淡化，继承不够，创新不足，人才缺乏等等。面对诸多“拦路虎”，《意见》有针对性地提出系统的扶持促进意见和工作要求，赋予各级政府部门加强组织领导的政治责任，以及发展好中医药事业的历史使命。

　　5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曾在对中医药的批示中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而今，新中国成立60年的成就和世人对中医药的广泛认同，使得对这一“伟大宝库”的充分发掘正当其时。可以预料，随着《意见》的深入贯彻落实，中医药必将成为中国的国家优势，并在世界瞩目中崛起。

　　那时，中医药不仅仅是中国的，也将走向世界，成为中国对全人类的杰出贡献。（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专家：甲型H1N1流感症状未超出中医可控范围

李小萌：在全球和甲型H1N1流感的较量持续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想到了中医，有人买板蓝根来喝，有的中医专家也开出了预防的处方，在这次人类和新型的病毒对抗当中，中医究竟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请到卫生部甲型H1N1流感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急诊科主任刘清泉，欢迎您刘先生。

刘清泉：您好。

李小萌：我们都知道中医被称作是慢郎中，但是像这次的流感，既是属于急症，可能严重也属于重症，中医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吗？

刘清泉：实际上中医是个慢郎中这种说法极不准确。

李小萌：极不准确？

刘清泉：极不准确。没有把中医真正的特点描绘出来，从中医的发生开始有这个学科，开始对人类的健康服务，实际上它服务的主要对象是急症危重病人，是传染病，所以说中医在急性病和一些传染病，和一些突发的这种不明原因的传染病期间，还是有一定的办法。

李小萌：所以您给出了非常肯定的答案，就是说对这次甲型H1N1流感当中，中医是肯定可以起到作用的，不管是预防环节还是治疗环节。

刘清泉：对。

李小萌：那我们就先说说从预防来讲。有哪些具体的预防手段？

刘清泉：比如说在日常的生活中间，一些生活起居的一些办法，中医讲究虚邪贼风，避之有时，什么意思呢？就是来了一个传染病就是贼风，作为一个老百姓，要避开它是核心的问题，一定要避开它，要想避开这样一个疾病，第一个就得把你的衣服，热了的时候该脱，冷了该穿，一定要有一个规律。

李小萌：就是不要懒惰，有时候一懒，冷了就就不穿衣服，这时候流感病毒可能就会侵扰到你了。

刘清泉：对，这是一个。另外生活要规律，睡觉要早点睡，日常的生活一定要早睡，多活动，这是对于预防各种传染病非常重要的规律。当然现在的生活违背了中医的传统，夜生活太多，很少有人早睡，现在是晚睡晚起，这是一种情况。另外饮食要规律，一日三餐，早中晚，这是老祖宗定的，也是每一个人要遵循的一个规律，现在很多饮食不规律，一日两餐，一日一餐，甚至可能一日五六餐，这种饮食不规律对于人类的健康是有损的，不但对于日常健康，对于传染病的防治、预防也是有损的。

李小萌：您讲的这些其实是属于一个良好健康生活习惯的问题，当流感病毒已经袭来的时候，我现在开始去调整生活习惯来得及吗？

刘清泉：来得及，还是来得及去做的，你按规律去休息，按规律去吃饭。另外吃饭不要吃得过热，也不要吃得过凉，也不要吃太多刺激性，辛辣刺激的东西，这样对人体都有个保护的作用，尤其是吃得太凉，咱们有个习惯，吃完饭以后吃点冷饮，吃完饭以后吃点凉水果，这种习惯实际上是不好的，因为凉食，中医有句话，形寒饮冷就伤肺，伤的肺以后就容易招致外感，这是中医的基本规律，如果我们遵循，至少发病的机会要少得多，疾病来了，到咱们中间了，到咱们周边了，怎么办？不要害怕，因为什么？病来了以后一定有治疗和防治的规律，你害怕吗？害怕没有用处，所以说中医对于疾病的预防有一句名言，就是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这是保持精神的一种平和的心态来应对它，你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你说你惊慌失措，整天惊恐害怕好不好？不好，这样仍然也是导致这种染上传染病和相关疾病的规律。最早在《黄帝内经》有一句话，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气息的升和降是按照规律走的，如果升降紊乱以后，气息紊乱，人体产生一种郁热，郁热内停以后就容易招致外感。

李小萌：您讲的这些生活习惯的调整我觉得是属于知易行难，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想，我要找到一些更加直接的，甚至是立竿见影的预防效果的方法，比如说吃板蓝根，比如找中医专家，你给我开个预防的药方，这是不是会有效？

刘清泉：不管板蓝根也好，还是预防的药方也好，是中药，大家认为不良反应少，毒性小，实际上是药，为什么称为药？它有毒才称为药，用它的毒来纠偏，来取得治病的作用。比如板蓝根，板蓝根是属于清热解毒，解毒利咽的药，从中医的功效来讲是这样的，所以它用于日常的感冒，包括流感，流感我们中医称为时行感冒，对于流感或者称为瘟病这个范畴里面，对于这种疾病表现出发烧、咽喉疼痛、大便不通畅，偏干，这种情况下用板蓝根，无论是治病还是在预防方面，都有一定效果，不是说人人都要吃板蓝根，它毕竟是个苦寒的药物。对于体质比较虚弱，平时脾胃就比较差的人，在感冒流感期间吃板蓝根可能有坏处，没有好处的。实际上板蓝根是对于所有的病毒引起的急性伤风的感染，湿热状态情况下，都应该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李小萌：听着跟打太极拳似的。我们说说治疗，如果真的有甲型H1N1的病人需要治疗的话，中医手段在什么样的阶段就应该介入？

刘清泉：对于流感这样一个急性的暴发疾病，中医介入越早越好，治疗得越早越好，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而不是说等到很重。

李小萌：等到西医束手无策的时候才去求救于中医。

刘清泉：西医没办法，再去求救中医，实际上这时候中医也束手无策，因为疾病的最佳治疗时机全部丧失掉了。

李小萌：可是现在我们知道的比如说达菲这些药物都是西医用药，中医和西医能在病人发病的初期双管齐下吗？

刘清泉：可以双管齐下，因为中医和西医在治病思路上有非常大的不同，西医比如对于流感来讲，对这次H1N1的流感，西医选用的治疗方案直接是杀死病毒的药物，比如达菲，但是它有一个时间窗，在48小时之内服用是最好的，他们给了这样一个治疗原则。

李小萌：如果过了这几个小时再吃效果就很有限了是吗？

刘清泉：就很有限了，可能还有不良反应。当然对于一个流感来讲，不是病毒侵入人体就可以了，侵入人体以后，人体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反应，比如说炎症反应、亢进，比如说免疫受损，中医可能针对于病毒的治疗效果会差一些，但是中医对于炎症损伤这个环节，对于整个免疫功能出现异常的这个环节有很大作用。如果我们非常合理地把抗病毒的药物，在时间窗之内，和中药针对炎症，针对免疫调整，这两个药物有机融合在一块，可以说是双管齐下，是相得益彰的，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中医的抗病毒能力不足，西医在炎症和免疫损伤保护这块不足，两个是优势互补。

李小萌：现在作为应对这次新流感的专家组来讲，中医介入治疗做了什么样的预案吗？

刘清泉：目前可以说在咱们中国谈甲型H1N1整个中医的或者西医的治疗方案，应该说大家都在纸上谈兵，因为没有见过这个病，没有见过这个病，就要根据国外的一些目前的报道，这个病的一些临床特点，它的实验室检查特点，确定它的治疗方案，实际中医看病更主张的是见招拆招。

李小萌：必须有临床的经验才行。

刘清泉：我就没看见你出什么招，我无法应对，我这个剑亮不出来。但是目前从甲型H1N1流感的临床汇报的情况来看，应该来说它不出中医治疗时行感冒和瘟疫的规律，比如引起发烧、咽喉疼痛，怕冷、乏力，出现腹痛、腹泻，甚至严重的出现呼吸急促，肺炎这个临床特征，这个特征跟中医认识时行感冒和瘟病的规律还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中医的专家组把这次的甲型H1N1给它几个基本的治疗思路，只能说是思路，而不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完整方案。

李小萌：但至少欣慰的是现在报告出来的各种症状没有超出中医可以控制的范围。

刘清泉：对。可以这么来说，当然如果这种病人在中国出现了，我们作为中医的医生来讲，第一时间看见这个病人，会很准确地进一步修订方案，来应对真正的突然爆发的事件中去。

李小萌：其实甲型H1N1流感是属于流行病的一种，它比较明显，所以大家注意力都在它身上，同时像2003年时候的非典，像现在也在发生的手足口病，中医是不是都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特别是我知道在2003年，您为了护理非典病人自己也感染了流感，那个时候您给自己开了中医的药方吗？

刘清泉：开了。起初我们接触了病人以后，我们可以说在接触病人的两个小时之内，我们就从临床上判定，它就是当时所谓的非典，在采取简单的防护措施的同时，我们就开始了中医中药的防护，虽然说我们医院在这个阶段，医务人员受到了一些重创，但是在中间也有一些可喜的，特别是我们后来的一些医护人员在吃了我们预防药的同时，在做了简单的一些呼吸道病的防护同时，后期，就是第二天再接触这个病人的医务人员几乎是没有发病的，但是发病的都是头天接触这个病的人群。我们看出药对于这个病的预防也好，在治疗中间的一些价值，当然我本人也是吃中药好了。

李小萌：在非典期间中医的应用，我们从现在来看得到了哪些经验和教训？

刘清泉：从经验来看，中医对这个病的治疗是有效的，无论是对于退热的时间还是对于脏器的保护，都显示了一定的治疗作用。所谓的教训，中医的介入太晚了，因为对于一个烈性传染病，目前在传染病院进行控制，而不是在普通的医院来控制，中医院更很难介入，中医虽然说有一套治疗方法，但是无法实施，可喜的是通过非典以后，从政府层面，从各个层面，目前逐渐注重了中医对于病毒性急性爆发性传染病预防的地位。包括手足口病，手足口病，可以说轻型的手足口病，中药完全可以很好地解决掉。去年我5月份在安徽待过一个礼拜，我们对于轻的病人，通过中药治疗以后，第一，烧很快退了，第二疱疹也很快退了，第三个就是孩子的精神状态非常好，去年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中医对于重症的，所谓的脑炎、脑膜炎这一类型的手足口病，无论是在退烧时间上，还是对于肢体的抽动上，还是肢体瘫痪这些症状，都达到了非常满意的效果。

李小萌：现在中医在应对这种流行性传染病当中越来越被重视了，像卫生部这次专家组当中，中医占到什么样的比例，中医专家？

刘清泉：中医占了四位。

李小萌：整个专家组成员是多少位？

刘清泉：总共成员二十几位。

李小萌：差不多五分之一左右的样子。现在像这些比如拿北京来讲，治疗流行性传染病比较知名的医院，佑安医院、地坛医生也好，他们是不是都已经有中医在临床做准备了？

刘清泉：目前北京市的几家传染病的定点医院里面，可以说都是以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特色，来应对传染病。

李小萌：这是从什么时候就这样？从非典以后就这样。

刘清泉：从非典以后就开始来做，包括手足口病，定点医院，包括这次的甲型H1N1流感的定点医院里面，可以说中医在里面受到的重视度越来越大。

李小萌：在这些年，人们一种感觉就是出现新的疾病，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疾病越来越多起来了，即便是它来了之后，人类也是非常狼狈地去应对，即便是有疫苗，像这次的甲型H1N1流感，如果拿到有效毒株，三四个月以后才能有疫苗，在这个空白期，这个时候中医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刘清泉：实际上中医对于传染病的治疗，历来不太关注于病毒的种类是什么，因为中医治病的观点是病毒侵犯人体以后，它的临床表现是什么，也就是刚才我说的见招拆招，你没有招数，没有临床表现，就没法治疗，只有临床表现表现出来以后，根据临床表现来具体一一去应对，比如这次的甲型H1N1的流感病毒，我们从得到的资料来看，它的临床表现就是发烧、怕冷、倦怠、腹痛、腹胀、恶心，还有腹泻，这些临床症状。从西医来看，它就是甲型H1N1流感病毒所产生的疾病状态，但是从中医来看似乎不同，它可以分为几类状态，第一个它可能以发烧、咳嗽、咽喉疼痛、怕冷这种症状为主，对于这组病人，我们中医给他的一个概念，叫做毒邪袭击了肺胃，我们给他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法，给他一组药物进行治疗。比如有一种病人可能表现是发烧、怕冷，而且出现腹胀、恶心、腹泻，这种症状，对于这种病人，恰恰中医看来是另外一个类型，可能是一种毒邪侵犯到胃肠了，出现了胃肠的变化，在治疗上就跟刚才的治疗不可能一样，也有一部分表现了重症的出现了肺炎的状况，对于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医就认为是毒邪涌至于气分和营分，气分和营分是中医认识疾病的由浅入深的状态，气分和营分说明病人比较重了，非常严重了，我们治疗就给他另外一个治疗手段。

李小萌：以前中医有没有过成功地治疗大面积流行的这种流行性感冒这样的历史？

刘清泉：对流感来讲，中医过去还有很多经验，从古到今，我记得在1998年北京地区的流感那一次爆发，春节前后的爆发，我们东直门医院当时那个爆发期我们是接诊了17万人，病人很多，但效果非常好，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给开三副中药，差不多病人吃一副、一副半，病人的症状基本都解除了，症状解除了，实际上病就好了，人不发烧了，不头痛了，不咳嗽了，病好了，感冒就过去了。就是中医在这个领域里边，应对未来不明的传染病还是有很多的办法可以处理。(来源：央视网)

中药振兴背后的大思路

　　国务院7日发布《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打造一批知名中药生产、流通企业，加大对中药行业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的扶持与保护力度，扶持中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政策解读-其背后有两个大思路要特别重视：（1）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本国文化的强势崛起；（2）中药的争议一直很大，但其独有的一些特性，是西医无法替代的，比如神奇的针灸术，比如在保养、预防方面的底蕴，都符合了内需升级方面的方向-富人群中，防病的需求更胜于治病。

　　在振兴措施上，在西医一统天下的现状里，舆论上的积极支持和引导要比单单扩展几家中医院、多办几家中医学校要来得更为重要与迫切。

　　可喜的是，从电视媒体中，已可看到一些积极的变化趋势端倪。

　　中医生存窘迫、经营苍白的现状，遮住了其“瑰宝”和“奇葩”的美誉，从另一个角度看，随着政策扶持预期的明朗及可行性，为投资者展示出的却是未来的巨大成长空间和机会。

　　美名为“奇葩”，风雨历程中，中药却常是“苦菜花”，近代史中已经遭遇过三次大的生存危机。

　　借政策的东风，否极泰来的未来，值得期待！

中医药将在猪流感防控中发挥优势

　　科技日报讯 猪流感拉响了公共卫生防控警报，成为全球高度关注的事件，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4月28日表示，如果美国证实猪流感病毒人与人间的广泛传播，世界卫生组织可能会将全球流感疫情警戒提高到第五级，同一天，国务院也部署了加强人感染猪流感防控工作，卫生部启动了紧急预案，坚决防止疫情传入和扩散。但从疫情发展的速度看，我国面临严峻形势，目前不排除有传入我国的可能。

　　猪流感是病毒杂合体

　　北京中医药大学陈明教授介绍，此次引起猪流感疫情的病毒是H1N1毒株，包含猪、禽、人流感三种流感的基因片断，被称为“成精的病毒”，既有禽毒株的致死性，又有猪、人毒株的易感性。患人禽流感的病人大都接触过禽类，而猪流感病人大部分没有接触过猪。

　　部分猪流感患者有呕吐、腹泻、结膜炎症状，大部分人伴有发热、咳嗽、嗓子疼、乏力等症状，从辨证上看与流感一致，重症病人7天内死亡。该病毒是新型毒株，目前已经出现局部暴发流行，病情进展较快，死亡率偏高，目前没有疫苗或特效药。

　　该病毒是杂合体，诊断上很困难。1976年美国新泽西州就有H1N1亚型的感染事件，因此美国在此领域研究、治疗较有经验。此次发病美国以儿童病人居多，墨西哥的易感人群集中在25～45岁之间。

　　目前中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经做出快速反应，正在加紧研制诊断猪流感的病毒试剂。

　　中医药将发挥预防优势

　　传染病防治方面，中医药一向具有独特的优势。中华中医药学会秘书长李俊德4月29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医药治疗瘟病方面有悠久的历史，中医药在在SARS、禽流感防治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国外只有西医，而中国防治传染病有“三条腿”，西医，中医，中西医结合。应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中医药专家应尽早介入、积极参与猪流感的防控工作，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

　　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主任晁恩祥认为，北美患病人群以儿童、青壮年为主，这类人群大部分体内积热，因此预防猪流感要饮食清淡，保持大便通畅，多喝水，强身健体，起居有节，勤洗手，还可经常用酒精为日常用品消毒。如果一旦发现染病，患者应尽量避免外出，以防将病毒传染他人。目前虽尚无疫苗预防人感染猪流感，但人感染猪流感是可防、可控、可治的。不去人群密集的地方，控制传染源头，尽量不去养猪厂、养殖厂，不密切接触病人。

　　专家建议不滥服提高免疫力的药物，尤其不提倡服用达菲等药物预防，因为这类药物副作用大，而且该药仅在发病后48小时内有效，48小时后则效果不大。

　　专家同时指出，对疾病要科学认识，猪流感可防可治，不必恐慌；要吸取SARS、禽流感的教训和经验，建议相关部门协调建立权威中医专家小组，统一口径出台中医药防治猪流感方案。

德海制药被侵权逾十九载 中药知识产权保护待加强

　　今年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保护中药知识产权的议案，案由就是天麻首乌片被侵权。当时，洞庭水殖董事长罗祖亮和老百姓医药连锁公司董事长谢子龙等1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以国内中成药技术秘密首案（德海制药诉湖南国华制药侵权生产天麻首乌片）为案由，联名提交《关于加强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的议案》，呼吁加强保护复方中药处方知识产权，在医药界引发广泛关注。
　　2008年12月，湖南省高院(2008)湘高法民三终字第55号判决书显示，自国华公司从1989年开始生产天麻首乌片，德海公司权利受到侵害已有19年。时至今日，罗琢滨表示，国华制药和其相关企业仍在生产，侵权已达20年。
　　“类似现象并非孤例。”湖南省经委医药处副处长向波坦言，知识产权保护乏力和中药审批监管乱象背后，窃取技术的行为大行其道，严重制约中药产业的健康发展。
　　处方蹊跷泄密
　　得益于数千年的深厚积累以及新医改政策利好，近年我国中药行业发展迅速。2008年，我国中药制造业累计工业总产值为1965.91亿元，同比增长24.65%，其中，中成药达到1601.05亿元，占行业比重81.44%。而整个中成药市场以现代中药品种为主导，在这些品种中，单品种销售上亿元的有十几个。
　　但由于各种原因，中药产业亦遭遇现实尴尬：在2008年150亿美元的中成药贸易额中，中国仅占3%，其余被日本、韩国、印度、泰国“四分天下”，很多新研发的中药品种被别人(甚至外国人)以各种理由据为己有，而德海制药天麻首乌片案是其典型缩影。
　　德海制药(前身为清朝“吉春堂”药号，现为洞庭水殖控股药厂)在1985年研制出新药天麻首乌片并以(85)湘卫药标字第36号文获准生产，德海制药还专门为天麻首乌片申请了技术秘密保护。
　　然而，四年后的1989年，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制药厂(国华制药前身)也获得了生产天麻首乌片的许可，生产标准为(86)湘卫药标字第123号文。
　　罗琢滨表示，由于药品的处方和工艺都是保密的，直到2006年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因违规审批药品生产批号被查，德海制药才意识到国华制药使用的可能是自己申请了秘密保护的处方。
　　通过调查，德海制药发现国华制药生产天麻首乌片使用的就是与自己相同的处方，而且该处方已于2004年被人公布在网上。到2006年，国华制药的天麻首乌片的年产值约1000多万元，其年利润已经超过德海制药，达400万元。
　　德海制药于是将国华制药诉至法院，要求判定后者侵权并停止生产。2008年，常德市中院和湖南省高院两审判决德海制药胜诉，国华制药继而向最高院提请再审。
　　业内人士分析，由于国内只有德海制药和国华制药两家企业生产天麻首乌片，如果产业运作得当，天麻首乌片做大做强希望很大，湖南省内就有千金药业(600479)的妇科千金片单品销售达到3亿多元。而德海制药天麻首乌片2008年销售约为1200万。
　　“如果不是因为国华制药，我们完全有信心把天麻首乌片这个单品做到1亿以上。”罗琢滨认为。
　　保护之难
　　德海制药尴尬现状背后，折射的是药监部门对中药审批管理和国内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力。
　　罗琢滨称，在国华制药1989年获得的湖南药政局批准其生产天麻首乌片的(89)湘卫药标字第68号文中，湖南药政局批准国华制药使用的质量标准为(86)湘卫药标字第123号，但该文对应的却是古汉三宝晶和古汉三宝精的质量标准。
　　“这只是当时打字员的疏忽，仅仅是引用的标准错误，而其他内容对应的仍然是(85)湘卫药标字第36号文，现在已经改过来了。”4月9日，湖南省药监局法规处处长王小唯回应称。
　　但记者4月10日登陆国家药监局网站查询时发现，国华制药天麻首乌片对应的质量标准依然是(86)湘卫药标字第123号，并未更改过来。
　　而国华制药生产天麻首乌片的处方来源也让德海方面质疑。罗琢滨告诉本报记者，1984年湖南省卫生厅组织了10多名专家对德海制药的天麻首乌片进行了新药技术鉴定，其中就有三名专家来自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湖南省高院在判决中裁定：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有专家参加了德海制药天麻首乌片技术鉴定会，而国华制药是该院下属企业，有机会获取德海制药的商业机密，因此“国华制药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并使用了德海公司的涉案科技成果”。
　　国华制药总经理蔡明远则坚称他们只是移植了德海制药的处方，而非剽窃，“至于我们的处方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我们的事，德海自己没有保护好处方，怎么来怪我们?”
　　“不排除某些部门的少数人受利益驱使，将处方泄露出去。” 湖南省经委医药处副处长向波透露，新药申报要经过诸多环节，这些环节都可能泄密，整个事件暴露出国内中药知识产权保护乏力和监管缺失的现状。
　　保护乏力背后是现实监管的无奈，向波表示，由于中药通常由复方组成，现有的分析和检测手段对于知识产权侵权的认定有些力所难及。“而一旦侵权人增减一味和几味中药，认定就更难了。”他举例表示，湖南鹜马制药曾添加数味中药生产四磨汤，被四磨汤技术拥有方湖南汉森制药告上法庭，最终汉森并购鹜马，官司不了了之。
　　而在中药产业领域，目前还是以中药品种保护为主，但这种保护模式只是国内的行政保护措施，缺少战略保护作用，作为中药知识产权保护核心的处方秘密保护并未得到足够重视。（来源：21